2009-06-23 15:16:16
我有个难改的恶习，就是不爱做家务。时间长了，卧室变得乱七八糟，厨房更是肮脏不堪，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我的屋檐下爆发了。奇怪的是，许久不出去，我的外貌像房子一样变得越来越难看，脸上留着蓬乱的胡子，身上穿着臭味的衣服，如果在刚果的热带森林里，便可以跟大猩猩调情。刘禹锡有曰：“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意思大概是，你家再简陋，只要人品高尚就无所谓。对此，我倒不以为然。人不注意形象，便开始让自己失去尊严。盛唐诗人李白比刘禹锡更明智一些。他曾言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虽说李白是个臭名昭彰的酒鬼，他对一件事情很明白，在家里独来独往不如出去玩儿，不如进入花花世界。只有这样才会“无案牍之劳形“。
我的江苏朋友冯晨，是个新闻编辑，在业余时间喜爱弹吉他，时不时带我去酒吧演唱。过去，我们往往到马甸桥附近一家佤族酒吧，与其他琴手一起弹布鲁斯音乐。今年春天，那些佤族酒吧的乐友合伙成立自己的音乐餐吧，叫我们过去凑热闹。餐吧的名字叫做方家壹贰，顾名思义，坐落在方家胡同12号，就在雍和宫以南。餐吧的楼房是一栋装修过的两层民房，一楼有舞台和吧台，楼上则设有餐厅和阳台。餐吧的装饰别具特色。墙上挂着几幅精美的花鸟，左右可见龙飞凤舞的字体，显然是大师之作。这名大师，恰是店主小付的父亲。老先生在艺术界有点名气，在伊朗曾教过几年绘画课，前年刚回国。墙上的画，是他的早期作品，多年搁在付家里，直到方家壹贰开张，终于派上用场了。
方家壹贰有个弊端，就是没有私人洗手间，来客还得外出上公共厕所。但在外面上厕所也有好处 － － 可以体会方家胡同的氛围。在逶迤的小巷里溜达，路边的杨树在夏夜微风中晃悠，发出沙沙的声响，居民在树下蹲着侃大山，看来别有一番情趣。这一带的历史悠久，洋溢着往日的气息。特别是临近的国子监胡同，明清两代曾有科举考点，如今仍然保留着一座孔庙。
听说市政府已经把这些胡同定为历史保护区，希望吸引更多游客来此消费。周围的住宅和厂家正在逐渐地让位于娱乐场所。靠近方家壹贰的方家胡同46号，原是一家国有机械工具企业的厂区。最近，它被改造成一块1.3万立方米的“创新社区“，开了一些画廊和小美术馆，旨在仿效798和大山子艺术区的营业模式。我相信，方家壹贰和“创新社区”，今后将成为文艺爱好者向往之地。
每周五，大致有五六个乐手在方家壹贰聚集。他们的演唱风格各异，高手有之，新手也有之。因为大家都工作，日常生活匆匆茫茫，所以来不及学习新歌谱，导致每周演唱的曲子都大同小异。不过，一再重复同样的歌词也有一分亲切感。比如，店主小付经常唱他自己原创的布鲁斯歌《如果我很有钱》，估计方家的常客对歌词都耳熟能详。在开头，小付假设他是个富丽堂皇的王老五，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给老婆买一套沿海的别墅。而到了结尾，他则坦白腰包羞涩，日子难过，买不起什么奢侈品。最后一句是：“事情就不简单，我该怎么办？”，小付深沉的嗓音真动人心弦。
来自新疆的帅哥小李，也唱不了多少曲子。但他嗓门嘹亮，琴声悦耳，令人百听不厌。他富有创意，给李白的《将进酒》配上布鲁士旋律，把古代诗人的胸怀与美国黑人的激情融会一体，别树一帜。
与小付和小李一样，我能弹出的曲子并不多，只不过是Stevie Ray Vaughn、Eric Clapton等美国布鲁斯巨人的典型曲子罢了。因为老外口音太浓了，我一般不用中文唱歌，而更多用英文唱，面对中国观众，我真是对牛弹琴。但我节拍轻快，歌声洪亮，还能让观众陶醉。再说，我的表演成不成功，要看谁给我陪揍的。我比较喜欢跟湖北的琴手小韩合奏。从2004年起，我们开始一起演出，两人彼此默契出神入化。我不瞒你说，小韩是个难得的天才，经过短短五年的苦练，他从业余琴手变成专业高手，在北京的乐坛上占一席之地。再过几年，我相信他会出名，在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我老劝他说，“你应该录音唱片，周游世界巡回演出！” 听我如此胡说八道，他只会叹一口气，表情若有所思。作为方家壹贰的副店主，他先要把这笔生意做成功再说。他正打算在四环外买房子，在首都落地生根，与他的老乡女友成家生子。人家长大了，再不能做白日梦了。
到了三更半夜，方家的乐手经常会一同登场，一个人弹吉他唱歌，左右的人当陪揍，弹吉他、弹贝斯、敲鼓、拍手，酒吧充满哄然热闹的气氛。唱完了，乐手与朋友聚在一块儿喝喝酒，聊聊天，犹如大家庭一样。
三年不开张，开张足吃三年。由于方家壹贰不久前开业，生意尚不尽人意。应该承认，这与厨房里的变动有关系。上个月，原有的厨师被炒鱿鱼了。于是，店主们决定装修厨房，雇用一个更高档的山东厨师来做鲁菜。装修的那一段时间，餐吧临时没有饭吃，客人寥寥无几。可厨房上周终于修好了。那时，我拭目以待地前赴品尝一下新厨师的美味佳肴，果然比以前好吃多了。厨房的问题解决了，方家壹贰便可以正常运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到了暑期旺季，随着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到北京旅游，估计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发现方家壹贰这颗珍珠。小付和小韩走上大大发财路，只是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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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2009-06-18 21:32:10
正如其他工人，小作家一定要抽出时间来放松一下。历史证明，过分劳累的作家一般都以悲剧告终。就像德语小说家卡夫卡，上世纪初叶在布拉格当律师，整天在法律事务所忙忙碌碌，下班后回家才打起字来。夜深人静时，他的卧室里还能听到打字机“咔嗒咔嗒”的声响。也许，只有这种夜以继日的工作节拍，才能激起卡夫卡的创意火花，使他写出《城堡》、《审判》、《变形记》等一大批深奥的寓意小说，成为一个旷世文人。但这种工作方式给卡夫卡的生活笼罩阴影：他神经紧张，身体虚弱，连搞对象都不愉快。他青年时期患上肺结核，四十几岁不幸病逝。
可怕的是，历史上还有些比卡夫卡更疲劳的骚人。譬如，“垮掉的一代” (beat generation)的作家，是上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文坛上的流氓，对他们来说写作与吸毒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擅长意识流的文体，为了让笔致更流畅，他们接二连三地抽烟、吸大麻、喝酒。由此，吸毒成为他们小说的主题，似乎每个故事都是一本毒品词典。“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凯鲁亚克的底气十足，才用一个多月写成三百多页的游记《路上》，令人震撼不已。缺了毒品的刺激，恐怕凯鲁亚克也无法完成大作。但与卡夫卡雷同，凯鲁亚克最终积劳成疾：到了47岁，他因患胃溃疡而早丧。
从上述传记中可知，文学史上的悲剧往往与疲劳有关。为了缓解疲劳，我应该多找些健康的休闲方式。住在国际化都市，我似乎有无数选择，可以去打球、逛街、吃饭等等。但我个性比较内向，喜欢独来独往，所以不常出门。呆在家里，我的休闲方式非常无聊，只不过看电视、读书罢了。
虽说电视是个“洗脑机”，但对于脑子过热的人，看电视会取得立竿见影的疗效。读者朋友可能以为小作家老看新闻、文化、历史之类的节目。说白了，我更喜欢不用多转动脑子的节目。电视本来是个愚昧的东西，看电视的人大多是呆瓜，何必看“教育性节目”？我的一个犹太朋友，在巴西圣保罗当儿童医生，他聪明绝顶，博学精深，周末却经常看些二流恐怖片子，情节越老套、演员越糟糕，他越过瘾。看电视，我就借鉴他为榜样。
中国电视节目繁多，应接不暇，但对我最具诱惑力的是央视体育频道的赛场直播。上个月，我早上起床后照常看美国NBA篮球的季后赛。此时，铭刻在华人心里的火箭队，也获得了我的青睐。打湖人本来不容易，更何况少了球队的支柱姚明和麦迪。但别看火箭球将个子矮、步伐慢，他们尽最大努力坚持奋斗，三次大败湖人，令我感慨万分。遗憾的是，在客场打第七场比赛，火箭有心无力，最终还是铩羽而归。火箭下场后，我再也没有看球了。
看电视之乐乐无穷，久而久之却会让人发痴。当小作家，我也得看书，汲取文海的营养。我一般早上晚上各别看一个小时书，漫读各种各样的期刊和图书。每周一，我通常买一份《经济观察报》周刊，读其”Nation”、”Observer”、和新闻版。尤其是Observer里的评论，笔触泼辣、直奔主题，可以激起读者的思考。前不久，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之际，记者刘波借机写了一篇内涵深长的评论，从回眸卢先生的生涯入手，剖析韩国政坛的现状，特别是爱恨交织的韩美关系。在西方报纸上， 有关韩国的评论难得如此深刻。
作为历史爱好者，我还偶尔浏览一个老人爱读的周刊，叫做《旧闻》。此刊的文章，多为清末民初的历史故事，将往事描述得呼之欲出，有滋有味。几个月前，我曾遇到了“老公楷模吴佩孚”一文，讲的是1920年代的北方将军吴佩孚拒绝一个驻华德国使馆美女的绯闻。吴与妻子张佩兰的情意绸缪，相敬如宾，夫妻俩准备白头偕老。而到了1923年，金发碧眼的露娜“趁来洛阳出差与吴佩孚长谈数次，含情脉脉，表露爱意”。然而吴佩孚始终“无动于衷，这让露娜很失望”。这有可能是中德两国历史上最浪漫的时刻！再说，吴将军可以给这一代贪色的官僚树立一个好老公的模范。
比报纸更有趣的读物，是当代长篇小说。三月份，我在三里屯的书虫书店文学节上参加山东作家莫言的演讲，对他的故事多了一分好奇心，从而去王府井书店买下他的《生死疲劳》一书。这本书的故事颇具创意：解放后，山东西门屯村子的地主西门闹被处死，死后陷入地狱，被阎王放逐到轮回之中。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西门屯做驴、牛、猪、和狗，从动物的角度目睹他村子里的历史沧桑。莫言把动物的生活描写得活灵活现，又滑稽又凄惨，字里行间可看出南美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踪影。
有时，我也会看些更大众化的图书。四月底，《中国不高兴》红火一时。此时，一个北京朋友送给我一本，推荐我阅读。虽然只来得及读首十篇，但读后感觉不错。就我来说，此书并没有像媒体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纵然有不少偏激而粗鲁的观点，给它缝制“愤青“、“义和团”、“红卫兵”的帽子也不太公正。五名背景各异的作家联手出书，毕竟不简单了，作家良莠不齐，不能一片代全。 对照一下王小东和黄忌苏的文章，就可以理解这一点：王小东如同牧羊犬一般吠叫，锋芒逼人，提倡达尔文论，说中国要增强军力等等；而黄忌苏则讨论中国国内的民主问题，既回顾中国实现民主的历程，又参考西方国家的民主实验，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与王小东迥然不同。除黄忌苏外，宋强的一些论点也得到了我的共鸣：在首一篇，他抨击那些一味赞美改革开放的电视节目，有些言我想言却不敢之处。总之，《中国不高兴》的文章鱼龙混杂，体现一种百家争鸣的舆论精神。对中国文坛而言，这还是个可喜的现象。
连日留在家里写作、看电视、读书，迟早会产生一种窒息感。偶尔出去玩儿，也是个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在下篇文章中，我将浓墨重彩地描绘去方家壹贰餐吧演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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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2009-06-06 19:25:02
乍一听中国影坛上出炉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战争片，我感叹道：“八成又是一部老套的爱国片子！” 原本没兴趣去看《南京！南京！》，但在中国朋友的怂恿下，我最终还是去了。殊不知这部电影非常精彩，给了我不少启发。
《南京！南京！》的纪实风格格外逼真，仿佛带观众回到1937年的末日氛围，杀掠场面惨不忍赌，刺心切骨，一直到电影闭幕时，观众还是惊魂未定。撇开摄影技术不论，演员也非常出色，把历史人物扮演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日本反面角色演的令人不寒而栗。对仅37岁的导演陆川而言，拍如此优秀的电影，并非容易之事。
我认为，《南京！南京！》的最大成就是其对历史人物的重塑。作为德国人，我对拉贝先生的表现最感兴趣。在《拉贝日记》里，他被叙述为南京百姓的救星，但在《南京！南京！》里，他并不是英雄。当日军威胁”安全区“时，拉贝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而且，一旦被召唤返回祖国，拉贝不失时机卷铺盖走人。陆川对拉贝的看法，估计会引起一些德国朋友的非议。
最引人入胜的人物，无疑是日本军人角川。起初，他跟随日军为非作歹，如同傀儡似的听从上司的命令，连目睹肆意乱杀时也袖手旁观。但最终，我们发现，他还有一分恻隐之心，从参与枪毙姜老师到释放两个老百姓，最后因心理愧疚而自杀。角川的心理矛盾，让我想起德籍犹太政治学家汉娜‧鄂兰关于”平凡邪恶”的理论。1974年，以色列高等法庭开庭审理前纳粹军师阿道夫·艾希曼的罪案，鄂兰当时以《纽约杂志》记者的身份到现场写报道。虽然鄂兰的亲戚在二战的集中营曾惨遭厄运，但她依然认为艾希曼本人并不邪恶，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官僚，依法执法，因而将其罪行归因于“平凡邪恶”。从此，鄂兰推断，历史上许多集体恶行都原自一种从众心理。在去年荣获奥斯卡奖的好莱芜片《阅读者》里，我们又看到类似的现象：主角是个前任纳粹集中营保安的女士，被法庭审理时却自称无辜，因为她仅仅听从军队的命令，并没有蓄意杀人。”平凡邪恶”理论正确与否，在二战史学上仍是个争议。也许，《南京！南京！》的角川能鼓励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尽管《南京！南京！》在诸多方面可圈可点，但它潜在的负面影响还是让我忧心。例如，在中国政府尚未制定电影分级制度的现状下，这部电影中中诸多的惨绝人寰的画面会让青少年对暴力变得更加麻木，司空见惯吗？
更紧迫的问题是，在一个急需增进东亚各国合作的今天，《南京！南京！》之类的爱国片是在日本首相访华之际是否会给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笼罩阴影？我相信，对当代日本关注不多，知之不深的中国观众而言，越看此类电影，恐怕会越憎恨“小日本鬼子”。记得2005年，日本教育部的新版日本现代史书刚出台，在大陆引起众怒。当时，有些中国朋友给我转发臭骂日本人的笑话短信，显得庸俗不堪。另外，也风传日本青年在中国遭受殴打，使我北师大中文系的日本同学惶惶不安。我倒认为，与其反复拍摄同一主题爱国片子，不如创造些“自我反省”的电影（在《南京！南京！》之前，曾出现了《南京1937年》、《黑太阳南京大屠杀》、《黄石的孩子》等一系列电影。）在当代影坛上，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美国的越南战争片《现代启示录》、德国的二战片《毁灭》等等，均展现出一种对国家历史自责自省的冷静态度，值得借鉴。
过于强调南京大屠杀，也对中日关系以偏概全。我们应该承认，虽然两国在历史上屡次打仗，但其关系也不是一无是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精英曾纷纷到日本留学，而且民国政府在行政、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也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中国初步走向市场经济，日本在中国大量的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两国大体上保持着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而且，胡主席去年访问日本，有了深远的象征意义。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所谓“道歉”问题。如果《南京！南京！》旨在劝戒日本人为二战罪行表示歉疚，这一想法简直太单纯了。诚然，日本政府公众道歉是当务之急，但即便得以实现也可能只是流于形式，没有道歉后的一系列和解工作，中日矛盾无法彻底解决。就德国而言，政府的歉意虽早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实际上，纳粹分子仍然没有消失，反而近年来在东德死灰复燃。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法律的缺漏，德国的极右党派迄今仍然存在！其实在德国，有些和解工作倒适得其反。比如，在以色列政府的鼓励下，德国政府于上世纪90年代在新首都柏林建起两条以以色列前元首命名的街道，即Yitzhak Rabin路和Ben Gurion路。这一看似高尚的举动，其实很荒谬，因为以军曾在这些领导的带领下屠杀阿拉伯人。这意味着，为了纪念二战的犹太受害者，德国政府表扬了一些身上血迹斑斑的政治人物！再者，难道以色列有资格代表”犹太民族“？
的确，”民族“之说，是”道歉“问题的关键。日本毕竟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人的看法不一致，对二战历史尤其如此。历史教科书被篡改误导了代代日本青年，固然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但是，日本史学家并不是一律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事。正如以色列的学界一般，日本史学家分成不同流派，在民主国家的舆论空间中众说纷纭，“修正派”提倡政府修正史书，“保守派”则宁可扭曲历史，也不抹黑往年兵士的名声。可惜的是，目前为止，“保守派”的力量还是占上风。
我希望中国电影在未来会关注并探讨上述问题，以敏锐而细腻的视角，向中国观众展现出当代日本的复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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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2009-06-02 15:50:05
四月底，就在我朋友小付和小韩开的方家壹贰餐吧里，我有幸结识《金融时报》中文网的另一名博客作家，名字叫薇薇。我对薇薇的博客文章知之已久，其笔甜墨饱，风格别具一番。我与她聚在一起有点缘分：我的老友冯晨，多年从事媒体工作，去年在MSN上与同行的薇薇交友，一直想让我和薇薇碰头，借着方家壹贰开张的机会，他安排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撮一顿。
我与薇薇很合得来，聊得兴高采烈。从谈话中，我得知薇薇在一家公共管理公司工作，并且不久将在北京郊区一家度假村举办一次宣传活动。宣传活动的目的是推销德国博世家电的新款冰箱，因为冰箱的特长是保鲜，”草莓运动会“的主题便应运而生，借大吃新鲜草莓的活动来宣传保鲜特长。为了给推销赋予异国情调，薇薇想让我这个老外参加。虽然还未搞清草莓与运动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我一听“大吃草莓”，便垂涎三尺，于是脆快地答应：“好，我去！”
说实话，我很讨厌大规模的运动会，如果是在国外，我绝不会参加。这种反感源自我在美国学校的经历。记得在华盛顿郊区读高中时，每周五放学后，为了给周末将打比赛的校队鼓劲，全校学生都要参加所谓的”动员大会 (pep rally)”。一大群疲劳的学生坐在体育场的露天座位上，观看一支支球队在球场上纷纷露相。到了高潮，数十个身材魁梧、胳膊粗壮的橄榄球员大摇大摆地走上来，形成军队一般的阵容，威风凛凛。在队伍前头，神气高傲的队长握着话筒大声吼道：“我们今晚要击败公牛队！加油！” 观众同脑子空白的机器人似的热烈喝彩，欢呼声此起彼伏。在球场旁的田径赛道上，则见啦啦队的美女上蹿下跳，咧着嘴傻笑，摆动手中的丝球尖叫：“加油！加油！”，犹如背上拴了绳子的傀儡。虽然我当时才15岁，但我早就看透了“动员大会”背后的含义，那就是，通过运动来激发起美国青年的团结爱国精神。这种现象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的斗兽场。
然而，在中国参加运动会还是另一回事。我可以戴上“人类学者”的帽子，以西方人的视角观察中国人，做一些文化比较，从看似普通的现象中挖掘出一份“学术价值”。薇薇似乎预想到这一点，因而让我以“媒体”身份参加活动。闲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便给大家道来草莓运动会的故事。
活动安排在五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为了赶上开往度假村的巴士，我七点就起床了，对一个平常九点后才起床的小作家来说，真是难熬。到达度假村，眼睛还乜斜着，我步履蹒跚地走入接待来宾的大厅。大厅里，只见一个个身穿运动服的人伸腰热身。我到了洗手间更衣，穿上缝着博世标签的白色T恤和帽子。T恤显然不是给老外大哥穿的，连XXL大小也太小了。镜子里一看，我圆鼓鼓的肚子在紧紧的T恤下凸出来，很不顺眼！ 原来自觉身材丢人，但打量其他所谓“运动员”却发现，我并不差到哪里去。那三十几个选手形形色色：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高有矮，犹如动物园的千禽万兽。我这时才明白了，这并不是个严肃意义上的运动会。
衣服穿好了，大家前往一片处在丛林之中的草坪。前面设有舞台，舞台两边的高大音箱发出轻快的美国funk音乐，惹得一个活泼的小孩手舞足蹈。舞台右边，摆着三个高大的博世冰箱，崭新的钢门在晨光下辉煌耀眼，与翠绿的草木形成强烈的反差，仿佛是刚从宇宙下落的飞碟。片刻，活动组织者登场致辞，主持人先欢迎我们来到优美的度假村参加运动会，预祝我们比赛成功。然后，他们借机赞扬一下站在侧面的的博世冰箱，建议我们回家后立即买一台。
开幕式完毕，大家被分成五支队伍，我们队伍名叫”奥特曼Special”。为了鼓舞士气，我们第一个任务是在两分钟之内即兴创造一个队伍口号。我的队友绞尽脑汁，七嘴八舌，但时间快到了，口号尚未定下来。此时，我突发奇想，鼓起勇气说道：“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奥特曼队”。队友一听，欢呼拍掌地说：“康同志，这口号还可以！那就这么着！” 接着，我们当众齐声高喊口号。看到自己勤学多年的中文成语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我得意洋洋。
首轮比赛开始时，我还在走神儿回味自己发明口号的事，大家却已经奔来跑去寻找工作人员事先藏在树下的宝藏，如鱼、草莓、手套、酒，此轮比赛规定捡得最多的能够放在冰箱中的物品的队伍便取胜。我步伐迟缓，很快就落伍了，每次遇到一棵树，发现树下的物品已被拿走，临近终点线，手里还是空无所有。因为担心队伍会失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急匆匆地把树下的一些腐烂的树叶与果子抓起来，准备滥竽充数，声称它们能够放在冰箱里。但裁判一丝不苟，对我的花言巧语充耳不闻。结果，我们队伍在首轮比赛才排第三名。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决心全力以赴。第二个项目是接力赛，每支队伍要选出四位赛跑者，把两篮草莓运送到几百米外的终点。我的任务是背着一个手提草莓篮的队友跑五十米路。赛前，我似乎占下风，左右的对手只需背六七岁的小胖墩儿，而我却要驮着一个六十公斤的大姑娘！没想到跑起来时，对手们都如衰老的骡子一般小跑，而我却像千里骏马似的驰骋。我率先到达终点，被甩了几十步的对手只能望尘默唉。接力赛中，我队争夺第二位，重新有了夺冠的希望。正当高兴，一辆度假村会员的轿车开过来，因为我们选手挡了他的路，他摇下窗户，像财大气粗的爆发户似的大骂我们一通。真是讨厌！
比赛的生死关头，就是大吃草莓项目。选手要用筷子互喂草莓，吃草莓速度最快的队伍便取胜。我们四个队友坐成小圈，圈中央摆着一大筐红彤彤的草莓。与接力赛一样，我貌似又处劣势。大家看我是老外，就以为我的筷子技巧不佳，甚至有人胡说我该用叉刀吃草莓，引起了一场哄笑。这套逗弄老外的话就像给我吃一丸兴奋剂。我想：别看我是大鼻子，别瞧我是左撇子，我也不会落后，照样能跟你们中国人势均力敌！比赛开始了，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一边吃草莓，一边喂队友。一块块草莓像火苗似的从中央的大筐里飞到队友的口里，毫不亚于刘若英在《天下无贼》里吃烤鸭的势头。看到老外如此熟练地用筷子，在场的摄影师围观拍摄。我队只用了一多分钟吃光那大筐草莓，名列首位！
就这样比赛结束了。选手们集中在一座古塔前合影。导演指挥我们“往左三步，往右四步！”，让我们排成BOSCH形的阵容，也就是“博世”的英文名，以供塔上的摄影师拍摄。我觉得，这样做有点画蛇添足：简单合影不就得了吗？照片拍好了，我们前往宾馆的餐厅，一边吃自助餐，一边等待颁奖仪式。正如早上开幕式的布置，餐厅前头也设有一个舞台，舞台旁装着张大屏幕。屏幕上播着运动会的照片，选手看到自己的模样时，眼睛闪闪发光，仿佛心里有一种刚演完连续剧的快感。我想摄影师真厉害，通过拍摄的魔术把普普通通的生活照变成奇妙的电影。几天后，他们在优库网上还发表了一部关于“草莓运动会”的短片，比这些照片更加精彩。与其他选手一样，我很臭美，凝望着屏幕寻找我丑陋的身影。我一共出现在两个镜头之中：首次是在大吃草莓的时候，我像小丑一般绷着脸使劲咀嚼；第二次是在团体照片中，我站在BOSCH形式的”S”里面，鹤立鸡群， 比周围的人高了两个头。我发现，我眼中的自己与镜头里的自己截然不同。那么，哪个是真正的我？
屏幕上的镜头看腻了，就到了颁奖仪式的时候了。主持人宣布冠军时，竟然高喊了我们”奥特曼队“的名字！我立即站起来，恨不得飞到舞台领奖。每个队员被颁予一盒博世餐具做奖励。当晚回到城里后，我径直到方家壹贰餐吧，把那些餐具送给我和薇薇的朋友冯晨。这家伙不久要娶妻成家，在他手里，这些笨重的东西才能派上用场了。再说，方家壹贰是我通过冯晨认识薇薇的地方，在此地慷慨送礼，另有涵义。
下午运动会收场后，我趁机在度假村里遛弯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陶渊明所述的世外桃源。向北边望去，朦胧中可见一座座山脊耸立，仿佛山背后隐藏着另一片天地。石板小路两旁，草木葳蕤，柳树低垂。在巨大的湖面上，一只只天鹅、鸳鸯游来游去；湖畔上，则见一群羽毛多彩的孔雀自由地散步。这片人与自然融会一体的美景，真令人不胜惬意。
但仔细一看，地处郊外的度假村也体现了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这里是上流人物的天地，每逢周末，他们与亲朋好友来到这里打球散步，尽情享受。如果想在这里玩儿，除非钱包充足，否则门都甭想进。你看，在度假村的商店里，一套衬衫就卖一百多块钱，一双鞋子五百块钱，连老外也买不起！而周围的村落里，百姓贫寒，设施落后，难道那些农民有机会享受度假村的优美环境吗？农民进入度假村，主要是为了打工：记得草莓运动会进行时，三个黑黝黝的农民坐在一边，沉默地在旁观看。我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呢？也许，他们觉得我们都很傻气，玩一些幼稚的游戏来推销冰箱；或者，他们很羡慕我们，希望他们孙子后代有一天也会有机会在这里游玩。开回城市的巴士快要出发时，我还登上一座亭子俯瞰度假村外的景色，眼前只见一片棕色的农田和低矮简陋的平房。突然，在农田之间的马路上，一辆宝马车疾驰而过，刺耳的声音在宁静的乡下里回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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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2009-05-18 19:22:34
本月初，我从环保咨询公司辞职，改行做个“作家”。初我将回国渡暑假，接下来八月底搬到美国波士顿攻读东亚学硕士，“作家”算是一分临时的工作，开学前耍笔杆儿消遣，磨练写作技巧而已。不过，读者朋友们别以为当“作家”只不过是更新“德国小子”的博客；真的如此的话，那我就不胜任了（ 许久没更新博客，心里愧疚不已！）。其实，我的写作生涯最近发生蜕变，挥笔不再是为乐而为，而是有金可挖、有利可图。
三月份，广东一家出版社通过我的博客与我联络，表示了与我合作出书的意愿，旨在让一个“中国通”用中文叙述其在华的所见所闻，评论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现象。不久，我交了大纲，出版社十分满意，双方便签了合同。对一个初展头角的年轻作家来说，出版社的条件诱人：不论作品畅销与否，交了稿子就付给一笔稿费，印刷、经销成本均由出版社负担。比起那些带稿子闯东奔西寻找出版社的无名作家，我实在是走运了。
然而，从博客笔者脱胎换骨变成图书作家，在短短三四个月之内用中文写满一百页左右，并非唾手可得之事。撇开有限的表达能力不论，还要考虑中国读者的口味：文风太严肃不行，全搞笑也不当，两者之间要找准平衡，这真让我费尽心思，黔驴技穷！由于外籍华文图书前例匮乏，我也难以借鉴其他作家，使得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固定评价，时而深感自卑，时而信心百倍。
本来以为当作家，日子会过得惬意舒坦。早上用不着穿上西装赶上班，而可以一个人悠闲地留在家里，坐在写字台前，随心所欲地写作，如同隐士一般超凡脱俗，逍遥自在。殊不知少了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制度，生活倒变得并不轻松，反而越来越烦心。因为不习惯生活上的过度自由，我的日常节奏太不规律了：灵感突发，便成为大作家，日夜苦干，废寝忘食；而灵感消失，则变成懒猫， 浑浑噩噩，整天瞎玩儿，网上浏览，不敢动笔。我逐渐地意识到，写书的过程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除非具备愚公一般的精神，否则难以实现。
令我难受的是，在这条路上，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高。范仲淹的名句,“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可被赋予新的含义，即，很多人梦想离开同流合污的生活，抽空来写作，但一旦有机会圆这一梦想却因惧怕从社会主流中脱离而犹豫烦恼。这与现代社会对作家的看法不无关系，我发现，许多人对写作工作嗤之以鼻。有些亲友们会问：“你这个星期干嘛呢？” “写作。” “不错。还有呢？” 显然，在他们的脑子里，写作同等于不务正业。当然，这种态度与文学的衰颓密切相关：回忆一百年前，那些住在法国巴黎的美国文人，如海明威、史考特‧费兹杰罗、葛楚德·史坦，光靠写作谋生，甚至有些期刊、出版社、和经纪人提前预付稿费。如今，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有人说作家是个特殊工人，既要具备艺人的灵感，又要遵守工匠的规律。就像赫赫有名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上世纪初曾完成一系列长篇小说，之所以这么高产，是因为工作方式有条不紊：他每天早上起个大早吃顿丰盛的早餐，接着写一个上午书，中午吃饭，下午散散步，傍晚看书，晚上跟家人聚一聚，第二天依旧。不过，有些作家的工作方式迥然不同。比如，巴西的著名作家保罗·科尔贺，写书速度与曼先生旗鼓相当，但他习惯熬夜写书，早上睡个懒觉，先吃点午餐，然后跟朋友碰头闲扯，傍晚在里约海滩上溜达溜达，晚上才动笔。两人的例子说明写作方法没什么金科玉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或者引用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目前，我“捉到老鼠”的方式，与上述作家略有不同。身处在多媒体时代，我成了一个“手机作家”。每当在外面遇到有意思的事，我就不嫌其烦地掏出手机写下备忘录，回家后又把备忘录抄写在电脑上，就这样，日积月累的手机备忘录渐渐地成为一本书。目前，我按照这种方法已写满了四十几页，效果还不错。下一步，就是把零七八碎的笔记弄成一本具有可读性的书，而达到这一点，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写作的折腾起码有利于拓展眼界。回望历史，我开始对那些疯疯癫癫的作家多了一分理解同情之心。譬如，美国小说家海明威，才二十几岁就小有名气。他一辈子呆在气候宜人、景色美妙的地方，如巴黎、马德里、古巴、和佛罗里达，但他终生酗酒，到了六十几岁开枪自尽。这名伟大的作家，为何如此忧郁呢？一言概之，就是“写作”惹的祸。又比如，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 花了十几年才写完《尤利塞斯》，虽然此书终流芳百世，但其写作的过程非常艰难。乔伊斯总是囊中羞涩，日子煎熬，又饱受评论家的批评和蔑视。书本出炉后，他不久就逝世，未能享受作品盛行带来的名誉。悲哉悲哉!
然而，写作依然有些乐趣。我最近读了文学批评家吴晓东对加缪的小说《西西弗斯》的评论，它里面有一段寓意深长的话在我情感上产生了共鸣，他写道，西西弗斯看似荒谬，因为他反复把巨石扛到陡峭的山坡上；而加缪则说，西西弗斯爱他的巨石，因为巨石让他走向自己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真正主人”。不论如何， 写作使得作家能够独立思考、自我创造，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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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2009-02-03 15:43:56
甲
由于不太在乎传统节日，我去年底原来打算圣诞期间留在北京继续上班，像13亿中国人一样等到农历过年才休假，到时动身去苏杭上海旅游一趟。 但12月初，我居然才发现，我中国商业签证即将到期，非得出境不可。在三天内，我赶快请假了，买了一张昂贵的机票，仓促告别了女友而飞回德国的柏林老家去了。虽然此次回国之行来得很突然，但却给我带来了一些意外的惊喜：探访满脸皱纹的姥姥、两鬓银丝的父母、活泼好动的外甥女，几辈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最幸福的时光，大概是圣诞节的12月24日。当晚，我给家人送了一大堆礼物：外甥女收到了一本漫画书，姥姥和母亲各得到了一盒中国茶叶，而且姐姐们各收到了一盒《性感的都市》的盗版DVD碟！大家都挺满意的，我很得意。元旦那天，我叫上了一大帮高中校友到我东柏林的房子开通宵晚会，喝酒回忆往事，在屋顶上观赏午夜烟火的盛况，一起给2008年画上圆满的句号。回顾此次回国之行，让我回味无穷。
鞭炮与圣诞树，不同传统节日的象征。鞭炮太响了，圣诞树太亮了。
返华后，正是一月初，春节来临之际，单位上的中国同事像奥运一般“倒计时”地期待了假期的开始。除夕之前的周五下午，他们都已经奔回家了，办公室里冷冷清清，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孤孤单单地苦干，真是狼狈极了！我也萌发了春节休假的念头，只是我加勒比老板Frank说他因圣诞刚度假而准备春节期间努力地干下去，从初一至初五坚持上班。老板上班，我不上班行不行？最可怜的是，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下，我们公司的业务并不多，除了搞些研究与调查外，上班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工作。但我觉得春节期间工作还行，上下班没有交通高峰，下午可以早点儿休息，晚上有朋友开晚会什么的。（最关键的是，我没错过赵本山的春节晚会节目！苏格兰“调情”还是“情调”？太搞笑了！）
总结出春节上班的两点问题：一，中午找不着地方吃饭；二，办公室窗外的鞭炮太响了。
乙
不仅是老外与华人，连不同老外之间过年的习惯也迥然不同，特别是犹太人。尽管他们是西方社会大部分领域中的精英，但在风俗习惯方面，与基督教文化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的传统节日。谈到这一点，我还想给大家讲个较有趣的故事，有关于一个曾经多次交换宗教信仰的混血小伙子。 小时候在华盛顿，那个小伙子比我大四岁，是我爸同事的儿子。他的名字稀奇古怪，叫Harpaul。这一名字到底是怎么起的呢？它原来由父母的名字联接起来的：父亲称作Harinder, 是个戴头布的印度锡克教徒；母亲则叫做Paulina，是个信罗马天主教的厄瓜多尔人 （Har［inder］ + Paul［ina］ = Harpaul）。两个不同信仰的人如何走在一起，又为何要给儿子起多么怪的名字，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反正，Harinder和Paulina很有作为：Paulina在华盛顿市中心的Smithsonian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父亲则是个知名的经济学家。自然而然，聪明的父母会生聪明的孩子；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Harpaul表现了不俗的才能。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格外重视，Harpaul在13岁就被送往华盛顿一流的天主教私费学校读书。在老师的熏陶下，Harpaul的学业进步飞速。而且，他在这个时候皈依天主教了。信锡克教的父亲并没有表示反对。 
中世纪，在西班牙国王的虐政下，众多犹太人逃亡别国。图上可见其迁徙途径。
高中毕业后，Harpaul考上名扬天下的哈佛大学了。此时，一股脑儿勤学的他首次钟情了一个小姑娘。可惜的是，她恰好是个信教的犹太人。那么，Harpaul该怎么办呢？于是，有一天，他果断地皈依犹太教了！试问：Harpaul怎能随心所欲地换个信仰呢！ 更何况皈依犹太教这一属于“上帝优选民族”的教派呢？！如果说“一切皆有可能”，那么，Harpaul就是个确凿的证据。他动了个心眼儿：经过冥思苦想后，他深入研究了其母亲家谱上一代代人的传记，从而发现了其祖先中有犹太人！中世纪，他们原来住在西班牙，而由于西班牙国王制定了一系列“反犹”政策，他们被迫放弃犹太教，导致后代人融入了天主教的社会主流。凭着这一故事，Harpaul就雄辩地证明了他也是“优选民族”的后身。再加上他对犹太教圣经的深谙，犹太的法学博士不得不接受他为信徒。从此以后，每逢礼拜日，Harpaul再不陪妈妈和妹妹去天主教教堂礼拜，而到犹太教会堂与犹太人一起祈祷。真是不可思议了！犹太姑娘究竟会不会嫁给Harpaul，目前还是未知数。万一分手，那么，Harpaul的百倍努力岂不白费了吗？
犹太教专用的烛台，叫做 “menorah”。为了形容过年的活动，一个犹太朋友最近写到：“Yep, we're lighting the old menorah。”很逗。
言归正传，Harpaul怎么过年呢？他不是一塌糊涂了吗？妈妈和妹妹毕竟信天主教 （印度老爹大概无所谓了），家里装圣诞树，放圣诞音乐什么的。如果再放犹太教专用的烛台，那不就是很诡异吗？但我相信，关键在“血浓于水”：对Harpaul来说，过年还是家人团聚的时候。 (如果读者对这个故事感兴趣，请浏览：http://www.hcs.harvard.edu/~harpaul/Harpaul%20Spiritual%20Bio.pdf。也许，我扭曲了一些细节）。
丙
不管是在华的西方人、海外的华人、还是独一无二的Harpaul，过年蕴涵着一种超越宗教和民族的意义，那就是：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在日常生活的熙熙攘攘中，我们少有机会在安逸的气氛中恢复身心，修养精神；同样，我们平常忙得少有时间与家人聚在一起促膝而谈。过年就是这么一个机会：更了解自己，更了解亲爱的人。
不过，也得承认，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传统节日不论东方西方都已然失去了其原来的味道，从拜访教堂、给长辈磕头等传统礼仪渐渐转变为商场促销、影票售罄、餐馆爆满的消费现象，好似吃喝玩乐的物质低俗就足以满足我们过年的一切欲望。传统节日逐年商业化，恐怕是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
Adam Smith的自由资本主义，是我们传统节日商业化的根源！
同时，我们也很幸运。回望古代，交通工具没有像我们全球化时代这么发达，马、车、船、脚是唯一的行程方式，到了过年，分散四方的亲友聚集一堂并不容易了。对古人来说，告辞含有遥远而长久的空间与时间的意蕴，怪不得唐宋诗人偏偏在告别的时候突发灵感，随兴写出了许多绚丽的诗词。再说，古人也没什么信息工具：王维曾云：“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迄今，与其说“遥知”，不如说“长途电话”、“雅虎邮件”等等。不论多远，我们的家人总犹如眼前和耳边。
古代，人家能乘坐马车就不错了。现在，几乎谁都坐过飞机。这样，回家过年就变得容易一些。(但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坐图上那架飞机！）
如今，我们过传统节日的方式总有利有弊。有了飞机和手机，我们才能每年一度与家人团聚；但有了飞机和手机，我们也会遇到更多信仰和价值观各异的人。在商业化的进程中，我们才能买到家人喜欢的好礼物，开热闹的晚会；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古香古色的传统节日抱有怀旧感。而对于Harpaul，他大概是我们全球化的最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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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交流
2008-10-28 17:34:55
Eberswalderstr.地铁站。右侧的店子售卖腊肠、炸薯条、汉堡等快餐，在柏林老百姓当中非常红火。左侧墙上的图画，展现出上世纪韦马德国的精粹：著名的女歌手Marlene Dietrich、软式小型飞船、和普鲁士皇帝骑马的石像。
与其说柏林是我”老家“，不如说它是我”家外之家“。实际上，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弗吉尼亚人，高三才搬到柏林去了。但是，柏林才是我心中之城。
1990年代末，我从幼稚的少年渐渐地成长为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此时，我对美国郊区的物质生活、冷清氛围、和辽阔空间开始感到厌恶乃至憎恨的，因此，心里悄悄地萌生了”闯江湖“的欲望。因为我在美国的青年岁月是跟德国家人、华盛顿市德国学校的朋友一起过的，我始终一直没有融入美国社会主流，反而对大西洋彼岸的德国产生了归属感。
回望迁移到柏林的经历，好像这座都市与我有一点缘分。1999年在美国读高二时，我住在弗吉尼亚的德国教母（按照西方人的风俗，每个孩子都有教父教母，一般是父母的亲友）竟然离婚了，为了翻开人生新的一页，58岁的她果断地下了决定，一夜间背弃了生活已久的美国，用过世母亲遗留给她的遗产来购买一套西柏林住宅。因为她不想孤单地过晚年的日子，所以一直盼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同屋。一得知我也怀有赴德的意愿，她不失时机地邀请我与她搬到一起。我觉得她的建议挺好的，两人相帮互助，各得所需，不亦乐乎？因为教母是我父母的好友，他们并没有介意了。 就这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自1999年至2001年在柏林过了两个终身难忘的春秋。
这原来是一家酒厂，后来被改造为娱乐场所。暑假旺季，外来游客纷至沓来这里。
2000年，我父亲进入德国财政部了，从而跟随着政府迁都到柏林，接着在东柏林Spree河畔上租了一套房子，并且请我与他搬到一起（此时，我母亲在瑞士从事环保工作，姐姐们已在美国大学读书）。教母有点舍不得我，但她最终谅解了。
从那时起，我初步探索了东柏林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游逛Prenzlauer Berg、Mitte市区的景象，我首次遇见了铁幕后面的世界。周末散散步的时候，我处处见到了前东德社会主义统治的灰色痕迹。在这一环境中，心里有了许多感悟。我明白了，一座城市的先进与发达，并不是其审美魅力所在。东柏林几乎没有高楼大厦，美式商场亦为数寥寥。在许多隐蔽的小巷里，甚至仍可见倒闭的厂家与废墟遍地的荒地。但是，酷爱东柏林的人偏偏喜欢这种看似落后而简陋的街景，仿佛垃圾、碎片、朽木、荒草均形成一个奇特的艺术作品。
一栋东德旧楼的后院，作为一批艺术家的工作室。显然，艺术家很喜欢狗和自行车。
说来可惜，从2001年至今，我在柏林呆的时光较少了，只有放假才来得及去。尤其是圣诞节时，我跟高中同学还习惯欢聚一堂，闲谈青年的往事。
不过，近年来，我的家人纷纷搬到柏林去了。2003年，父母在东柏林Hackescher Markt附近的繁荣地带买下了一套房子，虽然他们目前在国外还有一些业务，但退休后打算在那里安度晚年。2003年夏，我大姐也嫁给了一个柏林脑科医生，于是在东柏林定居成家了。2004年，我姥姥患上癌症了，在姐夫的帮助下从慕尼黑来到了柏林就医。被治疗后，我妈宁愿让姥姥留在柏林，也不回到遥远的慕尼黑。结果，妈妈给姥姥找了一套离我们新房子只有几十步的住宅。此后，姥姥开始跟大姐来来往往，不时还帮忙照顾我的外甥女。
今年暑期，我因中国签证到期而被迫回国一段时间。为了消遣，我开始对摄影感兴趣。有一天下午，我带上了韩国Samsung摄影机，在我东柏林房子附近拍了一些照片。在拍照的过程中，我发现，25岁的我再不是18岁的小子，随着人生阅历丰富起来，视觉也越来越清晰。同时，驹光过隙，2008年的柏林已不是2001年的城市，东德旧楼的改造、设施的现代化、游客的增多、服务业的商业化均是显著的变迁。
在下面，我想给大家展示一遍东柏林的一些景色。我觉得用“后现代主义”之说来形容这些景点不错，因为这一概念能体现出柏林的矛盾：它有国际品牌，但也有私人开的小店子；有现代建筑，但也有韦玛与苏联的旧楼；有商业化的消费场所，但也有荒地；有高尚的画廊，但也有街头艺术。
街头艺术
（左侧）Alte Schoenhauserstr.。在公寓的墙上画着两个站在林立高楼之间的蓝色外星人。外星人大大张着口呐喊。在下面，则可见路边广告，内容有关于提醒司机小心开车并保护环境。(右侧）在铁丝栅栏上，一个“街头艺术家”放置了一些小贴，贴上是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左侧）Torstr.与Schonhauserstr.。墙上画着三只猫头鹰，左边的猫头鹰手里拿着一条布料，上面写着“真理机器”。在古希腊神话中，猫头鹰象征着睿智。（右侧）Linienstr与Rosenthalerstr。在一家酒吧的外墙上，涂鸦画儿混杂在一起。
（左侧）Prenzlauer Allee。耐克广告。显然，跨国公司在柏林已入乡随俗了，也用涂鸦来做广告。（右侧）在许多墙上，可见这一渺小的先生。下面写着“我会看见你”一句。
废墟之城
Hackescher Markt附近。在东柏林的繁荣地带，仍有许多荒地，大概是因为地主先要让土地升值才建起房子。
（左侧）Linienstr.。一家废弃的木工厂。（右侧）在一座公寓停着一辆破旧的大众车。这种车于1960年曾大行其道。
一栋由极左分子居住的房子，已被市政定位即将要拆的旧楼。墙上写着“外国人要留下，纳粹分子要离开”和“军人是阴谋者”。
画廊
一家画廊。墙上的黑白照片多为欧美乐手与艺人的肖像。
现代城市中的往日遗迹
（左侧）Linienstr.。这种建筑风格普及于1900至1940年代。当时，下流市民住在地下，而上流市民则住在一、二、三楼。这扇门是地下楼的。（右侧）一块成立于1722年的坟地的门口。
（左侧）东德时代的典型建筑。小市民仍喜欢在阳台上养花儿。（右侧） 东德时代的公寓与新建的玻璃楼。真是天壤之别。
奇特的商店
（左侧）一家设在“铁制箱子”里的服装店。（右侧）这家商店还售卖打字机。
一家专门售卖塑料盘的音乐店，布局类似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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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笔记
2008-10-18 21:18:46
有人说，自从德国政府于1999年迁都以来，东柏林跃然成为全国最繁盛的市区，在外来资本、人才、新产业三重动力下迈出了冷战时期的阴影，使得市民变得日益富裕，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的确，于不久前相比，东柏林取得了很可观的进步。在经济方面，Universal录音公司、奔驰汽车、德国火车公司(Deutsche Bahn)、Allianz保险公司在这里都设立了有重要的分部。就政治来说，于巴黎、伦敦、华盛顿一样，东柏林有诸多首都应有的机关、部门、和智库。至于人口，这里的生育率是全国之最，35岁以下的年轻人也非常之多。
柏林的进步，在市容市貌上也留下了遗迹。经过无数改造与建筑工程后，东柏林已经恢复了其二战前曾有的美丽。若从波兰登堡门出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可以观赏东柏林的胜景。往南走三四百步，就可见柏林的小金融中心菠茨坦广场，在那里有个崭新的美式商场，有空有钱的话可以进去一趟，在世界各地皆有的连锁店买符号服装，接着在星巴克享受一杯拿铁咖啡，并且坐在软椅上听到一些美国爵士乐，从而感受到柏林的舒适与美好。从波兰登堡门往西走，则可见修复的联邦议会大厦，站在门前的草坪上，可以转身观望那栋壮观的圆形大楼与其周围的政府部门，从而体会到德国自19世纪以来的风雨历程。从勃兰登堡门往东走，还可以踏上举世闻名的菩提树下大街，路边有法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还有五星级的Adlon宾馆酒店。再往东走，还会路过国家歌剧院、洪堡州立大学、国家美术馆等享誉世界的国粹。大楼之间，有无数鳞次栉比的咖啡厅与餐馆，令人追忆到二战前韦玛德国的景象。
然而，上述的柏林，好似北京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天坛、地坛那样只是旅游行业所推销的”美城“。它是一块由上流社会“制造”而“消费”的世外桃源，而并不代表普通市民的日常城市。常住在东柏林的市民知道，近年来东柏林的快速发展不甚均衡，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主要问题是，经济的竞争力不够强了，教育体制落后，市场既缺乏人才，又匮乏就业机会。这些问题，是在新柏林才出现的；冷战期间，柏林曾是铁幕上的险要之地，因而享受了不菲的福利与补贴。德国统一后，铁饭碗一夜间变为纸饭碗了，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市民面对了“弱肉强食”的竞争，导致许多厂家先后倒闭，失业率上升。迄今，尤其对那些依赖政府养老金的老年居民来说，东柏林属于新搬过来的西德富人，而贫寒的东德人则要凑合着过日子。
关于这些问题，我曾打听了一个西柏林朋友的意见。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叙述他的柏林印象（译文）：
”柏林很“酷”，我酷爱这座处在东西两德之间的京都。同时，因为我对老家的人与事非常熟悉，对其大街小巷了如指掌，我比外地人看得更现实一点。我觉得，柏林没有资格排在德国城市的首位，在欧洲城市当中更甭提。这是因为，与大多数西德城市比较起来，柏林市政府和市民简直太穷了。比如，在路边和桥下，时不时会出现一些鄙陋的乞丐，向过路人粗声乞求几笔零钱。到了秋季，城里非常冷清，灰色的风貌显露着二战、东德苏联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痕迹，在人烟寥寥的街道上，只见一些满面郁悒的普通市民步履蹒跚地走着路。不過，换一个角度来看，柏林的物价很实惠，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连绵不绝地来到这里消費，对旅游产业带来不菲收益。尤其是暑期的时候，街头上也好，公园里也好，到处洋溢着十分热闹的气氛，男女老少都在享受暖和的天气和绿意盎然的自然。我深知柏林有亮处和暗处，今天的光荣遮蔽着往日的泪痕，炎夏的快乐预兆着冬天的凄寒。“
那个朋友讲得非常透。也许，我们还得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东柏林的黄金时代其实发生在90年代。当时，柏林墙刚倒塌，到处洋溢着复苏的气氛。由于租价低廉，许多艺术家纷纷搬到东柏林Prenzlauer Berg附近的东德旧楼，组成了各异的艺术圈子，并且在一些狭窄的小巷先后成立了一系列画廊。晚上，东柏林才真得醒来了，到处有私人开的俱乐部与酒吧，里面可以听到来自全国四角的乐手和DJ。他们的观众，除艺术人物外，还有洪堡州立大学与自由大学的大学生，因为他们跟随着艺术家搬到了Prenzlauer Berg。如此，东柏林也变成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天地，舆论气氛很活跃。知识分子当中，左翼的马克斯信徒占了多数。
白天，90年代的东柏林也是个庞大的工程：Potsdamer Platz也好，政府新楼也罢，新建筑都在划出新首都的未来。也许，与奥运北京乃至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一样，90年代的东柏林是在工程的尘土中才找到了其朝气蓬勃的精神。
迄今，大部分工程已然竣工了。在房价大副上升的压力下，多数艺术家与大学生先后迁徙到了偏远的郊区。而且，随着服务行业的飞速发展，文化领域越来越商业化。在一些曾有当地市民聚会聊天、喝酒、蹦递的地方，现在则爆满贪玩的外国游客与留学生。
如果当代东柏林已不如以前了，它还有什么好处？其实，即便我们不能回到往日，我们还可以欣赏今天的东柏林，因为这里还有许多文化特色。所谓的文化特色，大概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在一方面，东柏林正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在另一方面，它一直在怀念过往的落后性与地方性：这里有国际标签，但也有私人开的小店子；有现代建筑，但也有韦玛与苏联的旧楼；有商业化的俱乐部，但也有废物遍地的荒地与厂家；有做作的高等画廊，但也有街头艺术。 之所以是这样，未必是因为柏林还处在发展之中，而归因于市民的文化理念的衍变。
今年七月份，我带着摄影机在东柏林拍了一些风光照片，意在探索这里的后现代主义。
在下面的博客上，我将给大家看看照片吧。希望大家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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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笔记
2008-10-09 01:19:57
说起世界上最爱幽默的人，大概没人能比得上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开车来干活儿，他们不得不想出一些良好消遣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听与说搞笑的东西。上下班乘坐出租车时，我在收音机上老会听到一些非常逗的相声节目，特别是著名的单口相声演员贺新年和大名鼎鼎的相声偶像郭德刚。有一次，还有个大腹便便的司机说他经常到现场去看相声；据他说，北京如今仍保存了一些令人追忆北平天桥的小剧院。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司机姓“隗”，说这希奇古怪的字儿是个商代湖北王族的贵姓，而且他恰是该王族的后裔！真逗！天下怪事确实不少了。昨天乘坐另外一辆出租车时，司机还对我闹起笑话来，说北京现在就是鸟雀之家：在北边儿有鸟巢，在天安门一带有个“鸟蛋”，就是国家剧院，而且在国贸附近还一双“鸟腿”，就是央视新大厦。司机讲得又潇洒又顺口，让我笑得前仰后合。见于北京原来叫做“燕京”，鸟雀的比喻非常适当。
再说，讽刺的幽默，并不限于出租车司机这种人家。在现代社会的重重压力下，讽刺可能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吧。缺了这类笑话，恐怕许多人就活不下去了。如果不是口头说的，就是书面写的，特别是在手机短信上。一个河南朋友最近转发给我了一个短信，其内容如下：
“现在的人啊！都不讲实话：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之源，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当今社会，穷吃肉，富吃虾，领导干部吃王八；男想高，女想瘦，狗穿衣裳，人露肉；过去把第一次留给丈夫，现在把第一胎留给丈夫；乡下早晨鸡叫人，城里晚上人叫鸡；旧社会戏子卖艺不卖身，新社会演员卖身不卖艺；工资真的要涨了，心里更加爱党了，能给孩子奖赏了，见到老婆敢嚷了，敢尝海鲜鹅掌了，闲时能逛商场了，遇见美女心痒了，结果物价又他妈涨的全没影了！”
这套话，恐怕说得太过头了。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中国这个地大人多的地方，贪钱、贪吃、贪色的下流人物并不少了，但我们不该以偏代全。可是，恰恰是这种半真半假的话才会起到最好的作用。只有肆无忌惮的人才是搞笑的。再举个例子吧。今年五一，当大家正在激烈抵制家乐福的时候，我在手机上曾收到了一个有关恐怖分子的笑话，其内容如下：
“本拉登说：中国是全球唯一绝对不能惹的国家！ 原因是这样的：基地组织曾派出七名恐怖分子袭击中国，结果：一人在炸立交桥时转晕桥上；一人在炸公交车时没挤上车；一人在炸超市时，炸弹遥控器被盗；一人在炸政府大楼时，被保安狂揍：“叫你讨薪，叫你上访”；一人成功炸矿，死伤数百人，潜回基地后，半年没见任何新闻报道，遂被基地组织以“撒谎罪”处决了；一人曾尝试炸广州，结果刚出火车站就把炸药包给飞车党抢了，半天没缓过神；一人去炸中国钢铁基地铁岭，被赵本山呼悠了；最近派一女恐怖分子去炸河南，被骗去做小姐了！五一别去家乐福！让世界知道中国不好惹！祝节快乐！”
看到这个笑话，说不清是赞扬还是嘲笑中国的。也许，连笔者本人也不知道，因为他的目的毕竟是给大家取乐取乐，而不是谈政治。然而，我们应该承认，吃酸吃甜，不如吃酸甜：好笑话与政治，密不可分。迄今，电视上的幽默可能以“家有儿女”为主，但是，据说中国人在民国时期乃至在80年代还喜欢讲一些“笑里藏刀”的政治性笑话。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读一遍一篇由美国学者David Moser写的文章：
(http://www.danwei.org/tv/stifled_laughter_how_the_commu.php)
该文分析现代中国相声文化的演变。
说来可惜，很多笑话是翻译不过来的。2005年在北师大上读报课时，老师要求我们留学生（即我、15韩国人、两个日本人和一个泰国人）都要讲起码一个笑话。来到我了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说一个由我高中音乐老师曾讲给我的布什总统笑话，便是：
“有一天，布什总统访问了一所小学三年级的课堂。当时，小学老师正在教给学生一些生词。过了一会儿，旁观的布什突然站起来了，请了那位老师休息一下，并且走到了前面亲自给学生们上课。布什对那班不到十岁的小朋友们提问：“什么叫’悲剧‘？大家不用说明具体的意思，举个例子就可以了。” 一个乖巧的小女孩儿尽快举手了回答道：“悲剧，就是小孩子骑自行车过路的时候被汽车撞死了。” 布什惊讶地说：”小姑娘怎么能想出那么残忍的事情？不过，这应该叫做‘意外事故’，而不叫‘悲剧’。” 紧接着，另一名坐在前排的学生举手了说道：“悲剧，就是一辆充满小孩子的巴士从山路上掉下来而爆炸。“布什反驳说：”这个例子也非常可悲，但这应该是个’巨大损失‘，而不叫‘悲剧’。”此后，学生都沉默寡言，不敢回答。半天后，一个坐在后排的小胖敦才举手了说道：“悲剧，大概是布什总统与太太和女儿一起坐飞机时被一个由恐怖分子发射的导弹爆炸而死。” 布什吃惊地说道：“对，对！这就是一个悲剧！那么，小朋友，你怎么想出了这个例子呢？” 小孩子说：”因为这肯定不是个意外事故，更不是个巨大损失！“ ”
笑话讲完了，班里默默无声。好像同学们始终一直觉得不好笑。而老师早在笑话的开头就笑起来了，可到了最后就笑不出来了。我如今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是文化差异吧。
我的加拿大老板是个擅长搞笑的老头。几乎每次一起吃午餐，他都会讲笑话。最近，他老谈到大象的事。比如：”一头大象的屁股和一个邮箱有什么区别呢？－ 我不知道 － 你不知道？这样的话，我不会让你替我寄邮件。” 或者：“一个人在纽约市中心大声呐喊并挥舞胳膊。一个警察过来问道：”你在干嘛？‘。那个人说：‘我在吓唬大象。’ 警察说：’吓唬大象？但这里没有大象！‘ 那个人却说：’就是！你看，大象已经被我给吓跑了！‘“ 我很喜欢这些笑话。不过，中国同事未必会笑起来。如果笑，就是为了讨好老板。
我相信，世界上并没有一个能够让所有的人笑起来的笑话。但是，有了出租车司机的笑话，河南朋友的短信，和老板的午餐幽默，我这个人经常会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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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2008-10-05 12:34:50
近年来，北京市飞速发展的奇迹，主要是体现在其日新月异的市容市貌上。壮观的商场，耸立的高楼，宽敞的街道，乃是北京新时代的标志。翻天覆地的巨变，不免引起一些争议的声音：尤其是外国记者，经常痛惜地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北京将过多的文化宝藏给毁灭得彻彻底底，市政将南罗鼓乡、鼓楼大街一带的胡同才完整地保留下来， 只是亡羊补牢而已。在书虫，一家以外国顾客为主的咖啡厅与书店，最近也可以买到一系列追寻老北京的文化遗迹的书籍，据说畅销得洛阳纸贵。见于书虫位于工程遍地的三里屯，而且专门服务于那些舍不得手机、笔记本和大众车的白领阶层们，”老北京“之说，哪怕只能流于形式。
或许，谈到现代城市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不如将“街头文化”这一现象进而探讨。街头文化，即一种在公共场所的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它将社会上种种人物当成戏子，使得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妙趣横生的剧本。街头文化，既不是市政或房企所能控制住的，又不是文化机构或媒体所能注意到的。实际上，街头文化若有若无，变化无常，让人难以看透。
如果说街头文化是老百姓自然而然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那么，公共场所就是它的博物馆。公共场所是个多元化的空间，包括公园、街道、广场等地方在内。但是，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街头文化，并不出现在街头上的公共场所，而发生在地下的通道上，因为在这个类似于小屋子的地方，随时都有人走进来走出去，形成异常活跃的场面。在通道的四面墙壁、四方出口之中，我们可以观察众多市民的日常生活。
距我家最近的地下通道，就在朝阳门内，具体位置在朝外南街与吉市口路的十字路口。在通道的西南出口，就是人寿大厦，因为那里有印刷店、健身房、和咖啡厅，所以我几乎天天都要穿过那个地下通道。自从今年一月底搬到朝阳区以来，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表面上，似乎还是老样子的，但是，要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一一记下的话，却可以写成一本称为“地下通道杂记”的小书。
在地下通道，正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当初来到这里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街头乐手的演出。早上，在人家赶上班的时分，老有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头在东南与西南出口之间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吹笛子，好像是东北的民歌，真是动听不已。瞧一瞧那老头脸上的皱纹，就可以看得出许多坎坷人生的痕迹，笛子所吹出来的旋律，似乎在讲述一辈子的见闻。到了晚上，则有一个二十多岁的歌手在同样的地方亮相，边弹吉他边唱流行歌曲，向前不久下班的市民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娱乐，又给北京的夜生活添加了一分魅力。可惜的是，在奥运来临之际，这两名街头乐手竟然消失了，大概是他们被禁止演出的原因。不过，在残奥闭幕之后，近日又有新乐手出台。上周三晚上，我听到了一个外国男子在东南出口吹苏格兰风笛，声音非常之大，令人惊叹不已！他的演奏风格，让我回想到奥运开幕式的苏格兰乐队。
除了舞台之外，地下通道也作为一个不正规的小商场。在通道的两侧，总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摊商做一些小买卖，在几张铺在水泥地上的地毯上摆设着多种多样的服饰，特别是银耳环和玉镯。当然，这些都是劣质的杂货，比不上雅秀市场的产品，但地下通道的摊商都很耐劳，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坐在那里等待顾客。有时，摊商的小孩子也跟父母坐在一起售货。
最近，还有一名皮肤晒黑的先生在通道的东北出口提供“速画”的服务。为了引起过路人注目，他展示了他的一些作品，清一色是美女的黑白头像。显然，其作品很一般，一点色彩都没有。可是，这没关系，因为这名小艺术家心里有数：他所卖出的毕竟是他画画儿的速度，而不是高雅的艺术。对那些争分夺秒的市民来说，穿过通道时可以顺便坐下歇一会儿，过了五分钟后就能拿上新画出来的头像，这样又方便又好玩儿。也许，画儿还可以作为礼物，晚上回家送给老公老婆，是多么浪漫的事！
有趣的是，到了晚上十点钟，在摊商收拾货物回家之后，一批身穿运动服的小伙子们还会跑进来四打四地踢足球，使通道瞬间变成球场。 他们让四件T恤作为球门框，四面墙壁作为球场的界限，在这块临时的球场上不要命地奋斗。撞到硬实的墙壁也没问题，似乎受伤是这场比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离谱的是，除了足球场以外，通道还是滑板运动的赛场。恰好在傍晚时分人最多的时候，滑板者不顾一切的滑进来，奔来跑去，跳东跃西，不懈地训练用一些匪夷所思的伎俩，让周围的人不妨摇摇头。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这些小伙子能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下课能出来玩儿一趟，发泄心理的压力，倒是可以谅解的。
对一些公共卫生员来说，地下通道也是一个家。在通道的西南面，有一扇小小的铁门，门开着时就可见里面有一个鄙陋的小屋子，屋里设有一张桌、一把椅子、一台电视和各种各样的卫生工具。卫生员休息的时候，经常会看一点电视，有时还请一些朋友过来跟他们侃侃大山。今年五月份，在通道的东北出口，还暂时住有一些被委托建盖出口台阶屋顶的外地工人。他们住在外面一个军队帐篷里，帐篷旁边设有一个移动厕所。这一局面，与周边的繁荣地带真是天壤之别。
如此多的人来到地下通道演出、画画儿、做买卖、打球、滑板、乃至居住，应该是一把双刃剑。咱们先谈到弊端吧。地下通道里各种活动，就意味着市民缺乏公共空间，因而不得不集中在这个窄小的地方。奥运后的朝阳区，显而易见是个与发达国家水平同等的市区，到处种花儿，人行横道打扫得一干二净，交通有秩序等等。但是，朝阳区的空间设计得不太人性。若市民想休闲，除了跑到朝阳公园或者楼下的小区之外，只有消费才能够享受舒适的休闲环境。假设朝阳区多盖一些草坪场地，岂不是一件好事吗？从另一角度来看，与全国大城市的繁荣地带一样，朝阳区也要面临中国的现实，那就是，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还是非常明显。一般来说，公共场是外地工人和下流社会的天地，而上流市民则宁愿多花一点钱，也不“呆在外面”。
当然，我在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西方，绝大部分市中心或者有靠近教堂和市政部门的欧式广场，或者像纽约、柏林那样设有一个巨大的公园。这些现象，起源于基督教、启蒙时代的理念。而在中国，东城西城的市场、四方八面的城门、横竖交叉的大街小巷才是古代城市遗留下来的公共场所。追溯历史的脉络，就会发现城市空间的结构与一代一代的民间风俗息息相关。
尽管如此，但我们还得承认，自文革以来，像北京南城天桥一般的公共空间日益罕见，而且相声、算命等各种杂技随之消失了。今年六月份，我抽出了时间去了一趟天桥凑热闹，到那里却扫兴地发现，除剧院外，所谓的“天桥”是个文化沙漠。随着时光的变迁，北京的公共场所也失去了很多色彩。
同时，地下通道的活动也让我很乐观。凡是让老百姓随便交流的地方，对社会和谐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北美南美的大城市不同，北京市中心没有真正的贫民窟或少数民族簇拥的地方，从而比较安全。我相信，崛起的中国将会发展出越来越好的公共场所与街头文化。地下通道，就是个良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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